母亲  重汽  我

卡车公司总装配厂    汪全胜

对重汽的感觉，最初来自我的母亲。母亲把重汽称为“汽老总”，三十多年前的人们都是这样称呼重汽，那时她叫“济南汽车制造总厂”。很小的时候，记忆还是混沌的，母亲有时在星期天，会领着我的小手去公园玩，每当路过“汽总”大门时，会给我讲一些从前的故事：你二姨原来就是在这里上班，1956年去了西安等等。母亲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或许带着她童年的回忆，或许表露着对亲人的思念，或许……。我当时很小，不可能明白她的心情。

关于“汽老总”的故事，在我的童年时听的很多：毛泽东当年曾在珍珠泉参观过黄河车。现在我领着孩子去珍珠泉游玩时，还在试图找到那块宽大的草坪，去感受当年先辈们创业的喜悦，但一直没有寻到，大概每个地方可能都见证过历史的辉煌。朱德委员长题写的“黄河”二字，舒同题写的“济南汽车制造总厂”等等。现在大多数的年轻员工或许已经不知道了。

1987年，我走进了重汽的大门，成为“汽老总”的一名学徒工。“为338背水一战”是那一年里，在厂区里到处响起的口号；红的、黄的、绿的纸上写着这句标语，贴在了每一面墙上，目光所及之处，我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标语。“JN162”当时是国内比较先进的车型。她的驾驶室里还有卧铺呢，当时这是在国内独一无二的。时间在前进。大概在1991年，在我工作的总装一车间举行过一个“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成立35周年，累计下线十万辆”的隆重仪式。在举行仪式的前几天，车间里像迎接过年一样精心地准备着，这时我见到了重汽发展历史上的一位“传奇”人物。前几天，我在中国重汽网上看到一篇报道，他被授予了“重卡功勋”的称号。王子恺，一位慈祥的老人，银色的头发、红润的面庞、高大的身材。他静静地坐在总装一车间的生产现场，一位年轻的画家在给他画像。他坐在那里纹丝不动，每过一段时间，他会站起来活动一下身子。我们一帮年轻人有时会好奇的围拢过去，想把事情看个究竟。我的女朋友（噢，现在她已经成了我的妻子）小声的问我：他是谁？炫耀的机会来了，我将从我的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，大肆地给她渲染了一番。诸如：长安街上选车型、斯柯达、手工制造了第一辆黄河载重车、前辈们加班加点工作、小学生们在老师的组织下，去看望了几天没有见到过的父母等等。当时在她面前的夸夸而谈，是一种很有面子的事情，至今想起，我还要对我的老师们说声谢谢。以至于后来，集团公司在总装一车间举行“斯太尔王批量下线仪式”“月产6000辆下线仪式”“HOWO万辆下线仪式”时，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心中都会充满着甜蜜，有时还略带羞涩，甚至还能体会到一点点久违了的浪漫情怀。

一缕光穿过窗帘与窗口的缝隙冲进了屋。女儿甜亮的声音，又响了起来：爸爸，该起床了。我佯装睡着了，我还沉浸在对往事的搜索中。美好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苦难也应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，他有时是一种财富。这是一段名言的大意，到底是谁说的记不清了，又懒得去想。有时感到一些话，意会比言传更能传神，况且在不同的环境中，人的感受是不同的。

女儿对一些事情记不得了。她出生在1994年，这一年对我来说可以是双喜临门：她降生在人间，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为人父的喜悦；正好，我也在重汽职工大学的大专班毕业了。但是从这一年开始，“汽老总”深陷泥潭，险些不能自拔。幸好，女儿的到来，抹去了罩在我心头上的烦躁。母亲的叮嘱常回荡在身边：别人能过去，咱也能过去；你看看咱家里，四个人挣钱，给一个人花，比起一些下岗工人应该知足了。那时，父亲还没有退休，母亲病退在家帮我们照看女儿，家庭的生活不算太拮据。

转瞬之间，女儿要上小学了。2000年9月份女儿背着小书包跑进了学校的大门。对于中国重汽的一些消息也在我的同事们之间悄然传开：改革、重组……等等。2001年1月18日，确认的消息像一声春雷炸开了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巨石。我又可以在亲友的面前讲述着重汽每一天的变化，一扫过去羞于见人的心影。

这一年，我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。当时我清楚的记得叫“三项制度改革”。通过招聘，我成为总装一车间的调度员，成为一名总装厂的基层管理人员。重汽重组以后，发生的故事，现在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了，留在我脑海的几件事，我想应该写出来。

5年的时间，它跨越了时空，跨越了人们的思想，跨越了人可以想象的空间。他是超常规的，超越了想象。重汽在急速的追赶着世界前进的步伐。5年的时间，可以让欧洲重卡巨头们担心会不会留给他们喝咖啡的空间，5年的时间，可以让中国重汽的生产能力跻身世界的前列。5年的时间，可以让我肯定的告诉你，他远胜于MBA的学历教育，5年的时间，我在中国重汽的感受、领悟、工作的实践远胜于任何大学教授的教案。

“四个平台”的概念，是蔡总经理在“斯太尔王下线仪式”上面对中外记者和员工阐述的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个企业、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，是可以如此阐述的。他富有条理，让人信服。“四个平台”的实现只用了三年的时间，让我深深的折服了。中国重汽跨上“四个平台”的时间，用弹指间来形容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
我一直在总装一车间工作，总装配厂的龙头地位，决定了我见过董事长马纯济的次数。一个和蔼的长者，不曾在任何下线仪式上，发表慷慨激扬的讲话，只是以一个长者的目光，凝望着重汽的成长，让我们体味到的是一种成长的渴望。他的笑容，他的坚强的目光，可以给员工们以战胜任何困难的力量和勇气。一年里，百次奔走于北京济南之间，早已成为了一段佳话。

我一直珍藏着一件中国重汽的工作服，没有对妻子讲任何理由。有时会借故拿出来，给女儿展示一下，又手忙脚乱地叠好，轻轻的放进衣柜中。女儿一直很喜欢这件工作服，不知为什么？可能是他柔滑的面料引起了她的关注，也许是他别一样的款式，或是他的红红的重汽标识，再不然就是他别一样的重汽色。我没有问过女儿，为什么喜欢用胖胖的小手抚摸我穿在身上的这件工作服。也没有告诉女儿，我珍藏这件工作服的心愿。人终究是要告别工作岗位的，这是不容抗拒的，当我退休以后，装作不经意地穿上这件工作服时，就像一名战士又穿上了军装，会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。

责任编辑：杨春华